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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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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SN: 204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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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上的打渔人:摩托罗拉国际管理学教授徐淑英博士(Dr. Anne Tsui)访谈录

柯杰(Jie Ke)

导论

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有关中国人力资源管理(HRM)的研究。据Zheng和Lamond(2009年)的统计,在1978至2007年间,中国已至少有107篇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论文发表于在国际领先期刊。但这些研究也只是刚触及问题的表面而已。中国是具有独特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进行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实践的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提倡以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Sun和Wang,2011; Tsui, 2006年)。实际上全球的管理学研究者们都面临着如何创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挑战。与此同时,对于世界各地的学者,特别是对初级学者们来说,这种挑战和压力正不断增加,体现在如何通过发表研究论文及学术晋升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等方面。而关于如何在研究领域进行自我职业生涯发展的文献作品非常有限(Lindholm,2004),更少有能作为年轻学人们极其职业追求提供真实样本的案例以资借鉴。为了帮助研究者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及其面临的挑战,也为了给年轻的学者们树立一个学术榜样,我对徐淑英教授进行了专访。

徐教授(Dr. Anne Tsui) 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Carey School of Business)摩托罗拉国际管理学教授,也是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她还曾任杜克大学富夸(Fuqua)商学院、加州大学艾尔湾大学(UC Irvine)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徐教授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管理科学季刊(ASQ)》,《组织科学》,《员工心理学》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她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创会会长和《管理组织评论》(MOR)的创刊主编。目前,她是美国管理学会(AOM)2011-2012年度的会长。

访谈

徐教授把在中国管理学领域进行研究的过程比作在大海中捕鱼,并号召有兴趣的研究学者“投身于这片汪洋之中“,通过新的研究手段来发现新理论,而不是套用传统的模型对这样一个转型社会加以分析。在采访中,徐教授分享了她作为一名管理学学者的职业历程。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徐教授与读者分享其职业生涯,包括职业与研究经历。第二部分则涉及她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深层理解和建设性的意见。

Jie Ke:您是从何时起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您的个人价值观又是如何影响您对职业和研究领域的选择?

Anne Tsui: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81年。那年我博士毕业。事实上,我之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我向我当时的公司Control Data告假进修,于1978年开始攻读博士。我的公司和我自己当时都以为我能在毕业后回到公司。然而,当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后,我对学术研究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我想要尝试做一名研究学者。我和公司的总经理谈起了这件事请,并告诉他我想要用3到5年时间来做尝试。我还问他如果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时,我是否能回到公司继续任职。他回答说:“当然可以,你应当做你感兴趣的事”。

影响我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还有: 我当时想如果我为Control Data工作,那么我能帮助的只有Control Data一家公司。如果我从事研究和教学,我有可能帮助更多公司。这些非常天真的想法促使我选择了进军学术界。也可以说,希望有所作为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做过的以及正在做的很多事情。

我进修博士的这一决定也显示了我的价值观。我曾经同一些经理一起参加培训。这些经理们会问我一些关于团队设计、动机和领导学等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只不过是个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硕士。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所以才决定去进修一个博士学位,让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拥有更多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经验。我当时非常想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公司供职。而当得到学位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做研究,于是我便再也没有回去。我希望上述两件事可以让你略微了解我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我的决策的。

我的价值观同样影响了我的科研兴趣取向。我的论文是研究从组织不同成员的观点来考量管理效率。我分析一个经理人如何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做出回应。对他人的要求有所回应一直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它也同样影响了我做的第二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是关于人力资源部门如何回应经理人、员工、求职人等的期待。及时回应,尽职尽责的宗旨引导了我的行为,也影响了我对于研究课题的选取,以及对我职业生涯的诸多抉择。

Jie Ke:您是说您读博士是想要帮助那些经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您自己主动去进修的,而不是公司的意愿,对吗?

Anne Tsui:是的。不是公司。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Jie Ke:我可以推论说,您对知识的重视是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动机吗?

Anne Tsui:是的。这是对知识的渴望,是一种责任感,也是一种职责。如果没有从事这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你必须学习。对我而言,这点非常明确。我看见公司里其她人都拥有博士学位。Control Data在当时拥有一支强大的人力资源团队,同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也是博士。许多博士们在那里工作。我在公司总部外一家工厂上班,但我和总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士都有很多的互动。我认为他们非常聪明。因而我认为我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我是被我周围的智者们激励的。

Jie Ke:当您取得博士学位时,您可以选择您原来所供职的公司继续工作。是什么让您选择了从事教授的工作?您如何评价这两个职业选项?您的目标又是什么?

Anne Tsui:我没有设立特定追求的目标。我只知道我喜欢研究。我很喜欢细细研读数据、写论文和思考。当然,我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从事研究工作,我的论文会被载入教科书。我也可以做一名顾问或从事其它职业,尽管这些我尚未做过。我想要成为一名研究学者,相比我在公司里供职,我将会更有机会或可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同时,我知道如果我不喜欢研究或学术性职业,我总可以去做些别的什么。我是有选择的。我知道我是有能力的。 我也有能力做一些其它的东西。我从来不相信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会成为永恒。即使我做不下去了,我总还有其它的选择。在任何时候,我都会选择最适合我能力和兴趣的事情做。这是件我喜欢做同时我也可以做出一些贡献的事。最终,我也能因此而小有影响。

因此,这些是我的愿望,而非我的目的。我从未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所计划。5年前,我还不知道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也不会为我5年后的成果进行规划。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有些事情会如预想发生,但你无法控制结果。你只能控制过程。你可以掌控你做了什么,但你无法掌握在未来会有什么发生。

或许这和遣词有关。比如,你可以说:自由的生活是一个目标。 而获得思维上的自由,掌控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项目,自己决定自己的作息,这些是设定的目标么?我从没想要在5年后成为一名副教授或是一名院长。有些人想,但我没有。我的目标就是从事我当下想做的事情,但我从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所以,我只是做,而且不论何时,我总会做到最好。我的问题是我总是有太多的机会……

Jie Ke:所以当您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您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做研究工作。

Anne Tsui:是的,我只是想去学习,学足够多的知识成为一名更好的员工。

Jie Ke:您能告诉我们一些您所做过的重要决定的细节吗?比如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博士。

Anne Tsui:当时西北大学也录取了我。我那时是年龄稍大的学生,29岁。我想要在4年或者更短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我发现读完西北大学的博士至少需要4年,而UCLA并没有一个具体完成的时间限定。我急于完成学业所以我选择了UCLA。当然,对于一个西北方人来讲,南加州的天气的确难以忍受。我三年就毕业了。

Jie Ke:您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什么?这篇论文是关于什么的?您可否介绍一下整个过程?回想一下,这个经历对您后来的一些职业选择有影响吗?是这个经历引发了您对在学术界做研究的兴趣吗?

Anne Tsui: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名为《医院(Hospitals)》的期刊上。我当时在Minnesota Hospitals人事部上班,是做研究分析。这篇论文是我独立完成的。在我读硕士期间,我还在全职工作。部门主管,怀特女士,人非常好。她给了我完全的自由,她说:“Anne,我们有一些必须做的工作,像是将员工文件归档到人事文件中或是完成EEO-1报表。但是除了这些,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于是说:“如您所知,这里护士离职的很多,我想做一个研究这一现象的项目。”她说,“尽管去做。”所以我做了。我给了他们一份报告,写了一篇论文并将它寄给了《Hospitals》期刊,一下就被接受了,没有任何修改地接受了。那感觉真的很棒。第二篇发表的研究论文是我的博士论文。我在1981年获得学位。我写完以后问我的博士导师:“我应该将论文寄到哪家期刊发表?”我们考虑了AMJ,ASQ,OBHP。他说对于这个议题,OBHP或许应是首选。在当时,OBHP是被认为是最好的期刊之一。我同时在1982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获得了最佳论文奖。这使我更加热爱研究了。

Jie Ke:所以当您第一次在《Hospitals》上发表论文时,您发觉这很有趣。我可以说您对于发表学术论文的兴趣起源于此吗?

Anne Tsui:不,《Hospitals》上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75年。在1977年1月,我开始为Control Data工作。在1978年夏,我进入UCLA。是这篇《Hospitals》的论文给了我信心,让我敢于发表论文。

Jie Ke:那么在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件事或是一系列经历激起您对研究的兴趣呢?

Anne Tsui:在UCLA的第一学期,我在查尔斯.欧瑞利教授(Charles O’Reilly)指导下修一门独立研究(Directed study)的课程。他很棒,也很有名。他当时在UCLA,但一学期后,他便要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 (UC Berkeley)。所以,我选择在他那里修这门独立研究课程。我们在课上基本上没做什么,只是他给了我一组数据,对我说:“这里有组数据,拿去看看你能从中发现什么。”我拿了全部资料并研究了所有的变量。研究数据后我有了些想法,然后告诉他我的观点。他说:“嗯,想法可行,事实上这个想法很不错,你可以继续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开始分析数据,并向他展示了结果。他说:“嗯,很好,去把它写成论文吧。”然后我便回去把它写了出来。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他告诉我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后来我们将论文投到一个学术会议上。再后来,我们将它寄给一个学术期刊,好像是《应用心理学期刊》(JAP)。编辑回复说:“抱歉,这个想法和结果都很有趣,但研究方法太普通。我们不发表这样的论文。”这事发生在1978-1979年。于是查尔斯说:“抱歉,方法无奇,没戏,我们把它搁到一边吧。”尽管遭拒,我还是发现搞研究充满乐趣。可以说,是查尔斯在我的第一学期培养了我对科研的兴趣。后来我去了南加州大学,并在那里为一位在领导学研究领域非常出名的教授做义务性工作。我无偿做他的助研长达2年半时间。我们发了一些会议论文,但一篇都没发在期刊上。倒是我和其他教授的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做学生的时候进行了许多学术研究。UCLA的课程安排非常好,你不用去修太多的课,因此我有很多时间来搞研究。从研究中我学会了许多,尤其是如何做量化研究。我想这要归功于我慎重的选择了与谁一起工作和向谁学习。

Jie Ke:对于您而言,做学术研究最具有挑战性的事儿是什么?您又是如何训练自己成功地克服困难并成为一名资深的研究学者的?

Anne Tsui:做研究不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很难。因此,我总是挑我喜欢的课题进行研究。我从不做那些我不喜欢的项目。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合作完成的,我自己独立完成的论文很少。我很享受做研究的过程。当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创建一个好的学术理论。我从未建立过,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尝试正确地使用理论,也会选择使用正确的理论。我见过许多研究论文中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即研究者总是在找多种理论支持他们的想法,有时将它们进行比较。他们在运用理论时不会思考。我总是尝试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所研究的现象,并深化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做出贡献。我总是扪心自问:“这个理论会有助于你的研究么?” 当你有了一个主题,一个想法,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支持它,接下来的便是艰辛的工作。你不会知道一个好的项目中要付出多少艰辛。我不聪明,总是做的很慢。每篇论文,每个项目,都会花去很多时间。

Jie Ke:可您发表的论文很多呀……

Anne Tsui:我自己并没有发表很多的论文,许多论文多亏了那些好的合作伙伴们。最初的几年,合作伙伴们比我有资历。后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资历也随之增加。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循环。所有资历浅的人都要尽可能和资历较深的人合作。我总会建议年轻学者们:“不要和那些比你还年轻的学者合作,因为你还在学习。要去寻找那些比你有经验的人合作。这样你才能学有所获。” 与资深学者们合作,你需要很努力的工作,以减少他们的负担。这样,资深学者们才愿意与你合作。反过来,当你成为资深学者后,帮助年轻人便成为你的工作。

Jie Ke:那么您又是怎样和那些资深学者合作的呢?

Anne Tsui:我会问他们:“我有一个研究想法,你们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研究呢?”这样的方法只有当这些资深学者了解你和你的研究的情况下适用。完全陌生的人是不行的。他们必须了解你发表过的论文,知道你是一个严谨而认真的研究者。当你发表了一两篇论文后,接下来就容易些了。你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和一些论文发表的记录来证明你对做研究持有认真的态度。当他们认为你是可靠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自信些,去寻找,去询问。最糟的情况不过是对方对你说“不”。那时你可以再去找第二位。不要害羞,更不要害怕。即使现在,为了合作的目的或者当我也感到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帮不到年轻学者时,我还会偶尔去寻求一些资深学者的帮助。

Jie Ke: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您是怎样成功地让资深学者与您合作的呢?

Anne Tusi:可以。我的合作者之一叫乔治.米尔科维奇 (George Milkovich)。他是我读硕士时的一位老师。我上过他的一门课。我申请UCLA的博士时他为我写过推荐信。他是UCLA一位教授的好友。我在UCLA时他在也那里休学术假。我们一起写过一篇论文,我是第三作者。我毕业时,我决定申请一笔研究基金来专门研究人力资源部门。于是我递交了那份课题申请书。当我得到那笔基金时,我问他,“你想不想一起做这个研究?”当时他对我和我的项目已了解颇多,于是我们成合作者。后来一篇基于这个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人力资源管理》杂志上。这是一个例子。

在杜克(Duke)大学做了第一份工作后,我休了一学期的假,去了UC Berkeley。我希望能和查尔斯(Charles O’Reilly)一起工作。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对我的论文数据有一个想法。我们在《管理学会学报》(AMJ)上发表了那篇论文。 然后我又看到了另一份数据,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我给他发了份邮件:“查尔斯,我还有另一份数据,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你愿意吗?”他看了一下,说:“看起来很有意思,我愿意和你一起做。”接着我们一起合作,在《管理科学季刊》(ASQ)发表了那篇论文。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合作者的是UCLA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古泰克(Barbara Gutek),她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读了我的论文后,她跟我说:“嘿,Anne,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一篇关于性别的论文,你觉得呢?”我说:“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很高兴能跟您一起合作。”于是,我就和她一起写了一篇有关性别的论文,并发表在《管理学会学报》(AMJ)上。后来,我在写一本关于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书的时候,也邀请她加入其中。

可以看到,这三个和我合作的都是资深学者,而我在谈及同资深学者工作时,指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了解我,而我在向他们请教时也不会很腼腆,所以底线就是不能害羞畏缩。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不要害羞胆怯,也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把事情和人联系在一起。那是当我与其中一位合作者做研究撰写一篇论文期间发生的。那份论文手稿在他的办公室放了大约六或九个月,每星期我都给他发传真、邮件、打电话留言。到了第三个月的月末,大多数人会放弃,心想:“那人大概不想与我合作了。”对吧?可是我不那么想。我一直坚持这么做,直到六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Anne,抱歉啊,我一直很忙,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有过很多次,我都在考虑放弃这为合作者。要不要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做下去?要怎么跟他讲呢?我总不能之后再跟他说:“对不起,你没有回我电话,因此我不得不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进行下去。”我可以这么说,但只不过我决定等待,而且没别的选择了。

Jie Ke:我们真需要学习您的执着。

Anne Tsui:有意思的是,论文的数据来源是和主题完全不相关的。我觉得自己很能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结果论文发表了,还获了大奖。我总是在做选择时先思考每件事情的后果。你做选择,做决定,你必须得考虑后果。“如果我做了,会怎样?如果没有又怎样?”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如果论文发表了,而没有他的参与,之后我将会没脸面对他的。 我会觉得这对他不公。况且,和我一起写这篇论文的还有一名学生,为了这学生,我也不能放弃,因为这论文对她很重要。

Jie Ke:为什么这对那个学生很重要呢?

Anne Tsui:那个学生在这篇论文上下了很大功夫。在还不清楚一个人为什么不回复我,就把他排除于项目之外,这是我不想给她树立的坏榜样。我也不能放弃那论文,如果教授退出了,我们发表了论文,我心里会很不好过。如果我因为他的退出而放弃,我就会对不起学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我得和他一直合作研究下去。

Jie Ke:那么这是您做过的重要决定之一了。

Anne Tsui:是的,我想这和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关吧。我不想让别人失望,想履行承诺。我也不想带给学生负面的影响,这就是责任感吧。那个学生在写这篇论文上很上心,所以为了她,我也想把这件事做好。我铁了心要和这位教授一起合作。人都会为各种不同的事在忙着。我从不把事情与人联系在一起,从不觉得他讨厌我,或者别的什么。我只是觉得:“他肯定很忙,而且很多人都希望他的关注,我不得不努力地吸引他的注意力。”

当你不认为事情针对人时,而且感到对别人负有责任,你就会坚持下去。因为你知道你的所为能给他人带来价值,你就会去做那些你认为正确的事。

Jie Ke: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做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决定,比如选择到香港创建一个管理学系。当时,您还只是一个研究学者而已,还没有很多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您是怎么应对各种挑战的?

Anne Tsui:嗯,既然谈到了一些关键性的决定,我想我可以说说自己选择从Duke去Irvine的事儿。这个决定也涉及了一些相当艰难的抉择。当时我同时收到了来自科罗拉多大学(Colorado Boulder)的终身教授的聘书以及来自UC Irvine的非终身助理教授的聘书。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去Boulder,对吧,但是我选择了去UC Irvine,因为曾经在Irvine呆过的管理学领域的一位顶级教授林曼.波特(Lyman Porter)这样对我说:“Anne,来这里做助理教授吧,我认为第二年你就可以得到终身教授的职称,这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有一位Berkeley最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之一,曾经在耶鲁(Yale)是终身教授,但后来到Berkeley也是从做助理教授开始的。有这样的例子,你不必太过担心。”

林曼对我如此有信心,还拿我和这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相比,我就再不用担心什么了。我很感激林曼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答:“好的,我来。”这样我就去了UC Irvine。

这次的决定显然不是职业上的前进,而是退步。但我相信,只要工作做得好,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我也要考虑得长远一点,可能是中国人的缘故吧。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到未来。至于要不要放弃一份终身的工作,而去接受一份助理性质的、非终身制的,我确实想了很多,所以,那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现在回来谈谈我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感受,我本不知道将要做什么,我只想着尽我所能去协助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管理学系。我告诉自己:“只要院长要求,我就会去做;当院里的教授们认为我的工作应该结束了,我就会停下来。”这种转变没那么难的。我们拥有优秀的职员:我手下有两位能干的助手和一名私人秘书。这挺酷的,要知道我之前从没有过私人秘书。算我在内的话四个人。我们每年都会聘2至3名新教授。最让人头疼的工作就是任职和晋升评定,有一次我们不得不解聘一位教授,他很难过,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Jie Ke:不论是辅导 (coaching) 别人还是当学生,最令您难忘的辅导经历是什么?

Anne Tsui:我刚刚已经提及了几位合作者及导师乔治(George Milkovich)、查尔斯(Charles O’Reilly)、林曼(Lyman Porter)和芭芭拉(Barbara Gutek)。他们都令我受益匪浅。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我尽量帮他们判断什么对于他们的事业是最重要的。有一次,一个学生想在四年内完成学业,我说:“不行,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多留了他一年之久,而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但我觉得他也会这么认为)。还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去担任某专业(行政的)期刊的主编,我知道我的一个学生在这方面很在行,所以我推荐她过去。结果,她的确很适合这个角色,而且现在还挺成功的。在我辅导学生的时候,我努力去培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机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能够做得很好。

Jie Ke:如果重新开始,您会选择不同的职业吗?

Anne Tsui:我多次问过自己,关于“没有走过的路”。“要是有第二次选择职业的机会,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我认为,我受命于这份职业。我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灵 (spirit) 在指引我的命途。我必须承认我的生命之中有很多挑战和欢乐,并充满了意义,所以,我不能肯定我会选择别的职业,但也许我会在研究生院选择别的专业。

虽然在心理学上有点基础,但我感觉我更像一个社会学家。比起心理学的其他分支,我更喜欢社会心理学。如果重新来过,我会专攻社会心理学方向。可能我更喜欢做一名社会心理学教授,而不是管理学教授。我倾向去思考一些举足轻重的问题,致力于从组织层面入手全面的改进完善某个领域。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和非常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在公司上班,我也可能同样开心。我真的相信,只有尽心尽力去做,别人才会给你机会。

Jie Ke:还有很多年轻学者正在这条成为教授的路上努力着,您能给这些晚辈们提些建议吗?

Anne Tsui:我们称我们的工作为教授,或是研究员,或是学术型知识分子,或随便选什么词吧。我真心希望每一个年轻学者能理解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能理解它的职责和社会责任,能懂与之相关的机会和回报。我希望每个人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使命。做一名教授比许多人所理解的内涵要大得多,要更有意义,是一份比许多人想像的要神圣得多的工作,有些人只知道讲课、写论文,像对待一般的工作。他们视之为苦差事,因而他们挣扎着,承受着无穷的压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可能是处于社会中工作金字塔顶端的一份职业。教授或研究员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你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但伴随这种自由的还有责任,你不能利用特有的自由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那个自由意味着你必须要努力工作,使整个社会更加美好,这就是科学的真谛。发展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你的研究和传授知识把社会变得更好。从步入这份工作那天起,你就必须牢记这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我的担忧是许多人并不这么想。结果,他们搞不清楚教授这份工作的真正含义,而只能不幸地被沮丧和压力所困扰。我期望年轻的行内学者们能把这一点铭记在心里, 这就是:你的职业意义重大。你得扪心自问“这适合我吗?我有这样的价值观去为社会做出贡献吗?我有做这份工作的使命感吗?”要是不是的话,你还是进公司去工作吧,挣大把的钱,把公司办得更好。如果你在公司里更得心应手的话,你就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在大学里,没有很多责任考评机制,主要的就是晋级终身任职和晋升正教授,而这个系统是有很大缺陷的。如果你只是想按部就班以这个标准做事,你是有愧于你贡献于社会的使命的,你就没有为社会的利益付出,因为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写论文。我们的这个晋级终身任职和晋升正教授的体制与科学家或者这个职业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如果你要实践科学的理念,或是不辜负教授的称号,你所考虑的要远远高于日复一日的撰写论文的压力。我们的职责绝不仅仅是写论文。我们的职责是创造知识,优化人类的生活,从而创造更好的世界。我希望年轻的学者们将这一点铭记于心。

后记

在采访的第一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出身的徐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她的职业历程。在此历程中,许多内在和外界的因素影响了她对事业的选择,包括选择读博士的学校以及是否在毕业后竞聘教授职位的决定等等。比如说,徐教授在选择博士学校时,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她所说的“单纯地想帮助别人的”冲动,一方面是她重视教育的情愫,还有一方面是她明白学习更多的管理知识会有助于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管理者。与此同时,她还受到来自公司的支持以及重视学习的集体氛围的鼓励。当徐教授逐渐喜欢上做研究,寻找她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的渴求,以及发表自己第一篇研究论文所获得的自信,都使她对研究产生了更大的热情。

访谈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徐教授的学者生涯刚起步的时候,她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职业规划,也没有想达到特定的事业目标。相反,她强调自己事业的成功源于她的价值观,对教授这一职业的执着和热情,以及她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徐教授认为同资深学者的合作对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接近采访第一阶段的尾声时,徐教授强调,研究工作对个人的回报可能没有其它职业的回报来得多,但其社会影响却是深远而难以企及的。想要有所作为的想法是决定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徐教授对年轻学者们的期望更值得我们深思。

在访谈的第二部分里,徐教授将与我们分享她的研究活动和有关社会服务。她还将回顾是什么让她萌生了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问题,以及对这个领域未来发展的展望。

参考文献

Lindholm, J.A. (2004), “Pathways to the professoriate: the role of self, others, and environment in shaping academic career aspiration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75, pp. 603–35

Sun, J. and Wang, G.G. (2011), “Integrating disparate literatures on voluntary career transition and voluntary turnove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2 No. 1, pp. 23–42

Tsui, A.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2 No. 1, pp. 1–13

Zheng, C. and Lamond, D. (2009), “A critical review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udies (1978-2007)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20 No. 11, pp. 2194–227

(注:中文翻译稿未经受访者审阅)